洛州城以西三十里偏南有一个村子叫黄塬。村子最东边住着两户人家。一家姓黄,三间土房带着一个院落,有楼门,坐东向西;一户姓王,背靠了黄姓房子的山墙盖了三间低矮的土房子,面朝南,门前有一棵苦李子树。
黄家和王家的明争暗斗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先是黄家占了三坡头。黄家的房子虽说是土木结构,但盖得很大、宽蔽,并且有一个院落。院落里有一个乡下很少见到的花圃,花圃是用青砖斜着围成的,青砖的角一溜儿排开去,像木匠手中的锯子。到了夏天,花圃里就有很密的草和很艳的花,更让黄家引以为自豪的是花圃里长有胳膊粗细的一颗梨树,春天又梨花带雨的雅致景象,秋天有硕果累累的丰收喜悦。而王家虽说也是土房,但明显的低了、矮了。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院子里的那棵树,细、高、瘦,还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苦李子树。
命运的改变是这样的。那年冬天,黄家媳妇生了,是一个女孩。王家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一半。到了第二年春上,王家媳妇趴在炕沿上吭哧了大半晌,在煤油灯下,终于看到一个带把的“讨债鬼”,心里一放松、一高兴,头一歪,整整睡死过去一天一夜才醒来。满屋里充满着胜利者的欢声笑语。
女孩名叫淑玲,男孩叫铁锤。
淑玲在全学校200多名学生里头,她的衣服是最鲜亮的。淑玲的脸盘子是一颗典型的南瓜籽,白净,俊俏。尤其是身后梳得油光闪亮的辫子走到哪儿都吸引一大片眼珠子。铁锤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冬天那一身黑棉袄的袖口总会露出灰白的棉絮,春天里抽出棉絮就是夹袄,春天去掉里子就是单衣。让铁锤父母自豪的是铁锤过年的时候总能领会两边是红旗的奖状。小小土屋的当堂子领袖像两边贴满了儿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三好学生的奖状。那是王家给亲戚炫耀的唯一资本。淑玲那次考试回来交给母亲的卷子上是一个红色的鸡蛋,下面是一双红色筷子。淑玲本来是准备挨母亲的骂的,但母亲接过来仔细看了,拍拍淑玲的头说:好,妈就给我娃炒鸡蛋吃!淑玲没有哭,心里却酸酸的。
那一年,铁锤初中毕业,因为他父亲是贫协主任,大队就推荐他去了西边山里的国营厂子当工人。一身粗布工作服,紧袖口儿,崭新崭新,把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得紧紧神神。尤其是胸前的那朵大红花,把小伙子的脸都映红了。铁锤父母脸上的笑就收拢不住,父亲手里的羊群烟就一根一根地送出去,眼光就也斜了隔壁的楼门,嗓门也大了,还是养儿子好啊!能顶门,能立户!
淑玲的命好,在收获玉米大豆的季节,嫁给了一个县上工作的男人。男人在供销社上班。淑玲的家里就不缺了红糖,也不缺了布票,煤油也比一般人用得大方。更让淑玲高兴、有脸面的是有漂亮、时兴的料子做衣服穿。不久,通过男人的关系,淑玲进了村上的小学教书。淑玲教的是一年级。淑玲的脾气好,声音好听,人也长得漂亮,学生娃就爱听她的课。淑玲教出来的学生在全公社考试中就拿了第一名。时间到了上世纪末,铁锤已是工厂里车队的队长了。妻子女儿都在工厂上班,在厂里也有了房子。但铁锤父亲对铁锤说,儿啊,你母亲不在了,我也老了。我不求你别的,但求你能在我闭眼之前看看咱也有一座带院墙的房子。铁锤说:爸,我明白您的意思。这简单,我一个月搞定。铁锤就动用车队的车拉回了砖、沙子、水泥、钢筋等,叫了工队,真的不到一个月,一座带院墙的二层楼房就盖了起来。
淑玲的丈夫这时候已是地区商业局的局长。淑玲一路跟进,也由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到学校校长到县幼儿园园长到地区幼儿园党委书记。过年回家看见了隔壁铁锤家气势恢宏的楼房,淑玲心里就嗵的一下,进门看见母亲失意、落寞的脸色,记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来年春上,在铁锤楼房的隔壁,又一座楼房起来了,比铁锤的还高出两厘米。没过两年,山里的四个国营厂子全部搬到三百里外的西安电子城。铁锤父亲也病故了。铁锤带院墙的房子就懒得装修。妻子女儿都去了西安谁还会来住啊。那座房子还要掏200元一年雇人看门。淑玲呢,母亲也老了,就接到州城里住。家里盖的房子当然大,却也愿意住在城里鸽笼一样的家属楼里。
那年春天,淑玲独自一人回了趟老家。站在高高大大的楼房前,淑玲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铁锤从隔壁的房中走出来,四目就相对了。淑玲的心就乱乱的。铁锤犹豫了一秒钟吧,终于走到淑玲面前,铁锤的手伸出来,又尴尬地收回去。
看着头发已变成灰色的淑玲,铁锤说了一句话,何必呢?
淑玲的眼泪就不听话的流下来,过去了,还提它做什么!
两座孤零零的房子,两个孤零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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