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

那个人是我父亲，但我只叫他“那个人”。

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人”因为偷生产队的东西，还导致一个追赶他的人掉到河里淹死，他成了罪犯，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母亲和“那个人”离婚，带着我独自生活。

小伙伴们常常拍着手齐喊：小树小树，有贼做父！我高声反驳：“那个人”不是我父亲。

“那个人”成了我心底永远的伤疤。

“那个人”出狱时，我正上小学五年级。母亲问我：小树，你还要不要“那个人”做你父亲？我摇头，很坚决：不要！“那个人”只好住到废弃多年的老房子里。

后来，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第一学期就得交四百多块钱的杂费。母亲去找村支书，求他暂时给我在村灶具厂安排个活儿，好挣点儿钱凑学费。村支书同意了，把我安置在仓库里打杂。我看到“那个人”也在灶具厂做工。我耷拉着眼皮，不正眼瞧他。

20世纪90年代的那场洪灾，让我家陷入极度贫困。念高中那年，母亲又问我：你还要“那个人”做你父亲吗？我警惕起来：不要。母亲啜泣了：实话告诉你，这学期你用的钱，大多是他出的，我一个人就是拼死拼活也供不起你啊。我感到了一阵羞耻：早知道你用那个贼的钱，我就不念高中了。

母亲瞪着眼，吼道：不许叫他贼，要不是他隔三差五偷点粮食，我们娘俩早就饿死了。那个时候，大伙儿都饿，都偷……我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打断母亲的话：这事以后再说，好吗？母亲只得闭了嘴，低下头。

高考后一个多月，我收到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很高兴，之后就问我：开学得带多少钱？我看看缴费清单，上面显示的数目是1300元，就随口说：得千把块钱呢。母亲开始捏指算账，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狠狠心：大学我不上了，我想进灶具厂上班挣钱。

母亲很气愤：你如果不想让你的后代也读不起书，你就得去读大学。母亲的话令我震撼，我动摇了，可是，我不想再用“那个人”的钱。

在我看来，不管怎么样，那个人是做过贼的，而且还葬送过一条性命。

9月初，母亲卖了猪和羊，凑了1200多块钱。她心情很轻松：一千块钱你用来交学杂费，两百多块钱作为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张张嘴，但我没有 吱声，因为母亲已经很不容易了。

晚上，我动起了脑筋：空缺的钱到哪里去弄呢？我想到了村灶具厂的仓库，我不如先去“借”点灶具救急，等将来赚到钱再想办法将功赎过。说干就干，我溜出了家门。

没想到，收购站的老板对我的“废品”很感兴趣，答应每个给我10块钱。我昏了头，红了眼，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几个晚上出入仓库。

当我的所得达三百块钱时，我提醒自己该收手了。可是，夜幕降临，我的心又开始发痒。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初衷的荒谬——我已经嗜偷成瘾，是一个贼了。我像瘾君子一样无力地对自己保证：今晚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我轻车熟路，爬进仓库，正要动手，忽然从窗户的缝隙里看到外面陡然冒出许多光柱，这些光柱显然在向我围拢。不好，肯定是村里发现丢了东西，在这里设下埋伏。完了，我的大学梦完了！

万念俱灰是，黑暗中蹿出一个人，借着朦胧的光，我认出他就是“那个人”。他什么时候跟踪我，是怎么进来的，我丝毫没有察觉。“那个人”举起一件灶具照我脑袋就是一下。我一蒙，瘫倒在地。仓库的门被踢开了，电筒把屋子照得雪白。“那个人”凶巴巴地指着我：兔崽子，竟然跟踪你亲老子，坏老子的好事！说着，抬脚还想踢我。人们一拥而上，将他摁倒，嚷嚷着：抓到了，抓到了，他还打伤了自己的儿子。

阴差阳错，“那个人”又成了贼，而我，俨然是大义灭亲的少年英雄。

我完全清醒时，已躺在自家床上。母亲眼睛又红又肿，手中捏着一沓零碎的钞票，那是我藏在被单下的销赃款。她神情恍惚，反复念叨：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委屈自己呢？我恍然大悟，是“那个人”拯救了我，拯救了我这个准大学生，拯救了我这个不愿叫他父亲的儿子。

只是，我不能理解母亲所说的“总是”的含义。母亲似乎看懂了我的眼神：十几年前，他和另一个人到生产队偷粮食，被夜巡的乡干部发现，就一前一后逃跑，凫水时，另一个人小腿突然抽筋，淹死了。他被抓后交代，死掉的人是为了逮他这个贼才被淹死的。唉，被淹死的人家里比我们穷，为了那一家人能够得到救济活下去，他就撒了谎。现在，我希望你记住，他是个好人，你不是贼的儿子，你不应该干出贼的勾当。

这些年来，我总顽固地认定“那个人”是个坏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有一个曾经坐过牢的父亲，他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为了儿子，他不惜一切，再次背负起贼的罪名。我嚎啕大哭，为“那个人”的痛苦和伟大。

“那个人”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我想去看他，他托母亲传话给我：你别来，我永远不要你踏进这种地方。

转眼我已经毕业并参加了工作，我取出攒了近半年的工资，敦促母亲：等“那个人”出狱，你们就复婚。母亲笑了，很欣慰。“那个人”出狱那天，我和母亲去接他。我上前帮“那个人”提行李时叫了一声爸，“那个人”顿时老泪纵横……